编者按

2025年6月23日，由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司法判决研究中心、法商慈善信托发起，北京衡宁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宸章律师事务所联合承办的“刑商汇研讨会（2025年第一期）”成功举办。此次研讨会以“民刑视角下民营公司股东资本责任的热点问题”为主题，汇聚了众多学界权威与实务精英，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出谋划策。

在本次研讨中，上海中因律师事务所主任、法商慈善信托理事曹志龙主任发表了题为“治理体系的变化”的演讲。此次发言中，曹主任从公司治理体系的变化切入，深入阐释了中国现代企业治理体系“是什么”、“为什么”、“怎么办”的核心命题，同时着重分析了新《公司法》、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以及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颁布以后，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变化以及应对措施。

现将曹志龙主任的演讲全文整理刊发，通过深入研读，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公司治理体系变化的关键要点，也期待此次研讨会能切实推动“刑商融合”，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。

尊敬的樊老师、杜专委、刘老师，各位专家、同行：大家下午好!

我认为我的发言安排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点，因为无论是新《公司法》，还是今天的主题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，还是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，都有一个从立法这一宏观层面，到学者专家们解读这一中观层面，再到我们作为律师从微观层面去考虑其的适用问题。接着吴院长的发言，我就聚焦在新法颁布以后，作为民营经济组织、民营企业家本身，应当怎么从公司治理层面去应对新法的变化。

我将从公司治理体系的变化切入，聚焦中国现代企业治理体系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“怎么办”的核心命题。我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很多企业，包括企业家本身，在新法出来后感觉不知道怎么办了，面临的治理问题不降反增。因此，我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分享：新《公司法》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及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颁布后，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哪些变化？如何应对？

接下来的第一部分我先讲一下这几部新的法律颁布以后，对企业有哪些主要的影响。我认为主要的影响一是体现在制度层面，另一个就是人的层面。“良法方能善治”，公司需要制定好的制度，同时又要有合适的人去执行。所以我今天讲这几部新的法律颁布以后，双控人和董监高这5个主体的责任很大，他们的各种连带责任、赔偿责任、瑕疵出资责任等等。责任大了就需要预防风险，就需要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、合规能力与带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

首先是出资制度和出资责任。我认为这是新公司最大的变化之一。资本充实责任本身也是公司的基石。新公司法其实就为公司织下了一个出资责任网络，股东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法律风险，包括民事责任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。第二个就是“双控人”。刚才我们吴教授讲的时候我特别有同感，我在下面做了记录，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可能比较隐蔽，但现在法律要进行穿透，刚才讲到的刑法修正案的一些内容也相应进行了修改。第三就是民营经济组织和民营企业家自身合规风险巨大。在这样的合规义务之下，我们目前诸多民营经济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？许多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仍存在显著缺陷：股权架构混乱、合规流程缺失，距离治理现代化仍有较大差距。我是主要从事公司法和合规管理业务的，我们会发现当你拿着标准版的合规体系去适配企业时，会发现很多问题，他们长期处于违法边缘，全凭侥幸心理维持。最近客户面临的主要刑事犯罪的风险：一类是出资，他们感觉到最终出资不实，就由其他股东举报，说你虚假出资，虚假注册，抽逃出资等等；第二种还有一类案件现在越来越多，当民营企业的公司向其他的主体去主张债务的时候，发现会出现虚假诉讼或者被举报；第三种就是职务侵占、挪用、贪污受贿等等。“新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均明确要求强化内部合规管理。所以我今天主要举三个方面，因为其他的内容樊老师和杜专委已经做了很好的解读。

本次“刑商汇”吴晨主任和常主任设计的这个题目很好。刑民交叉实际上是很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，也符合我们律师执业的要求，现在往往要么从《刑法》这边介入到《公司法》这边，要么就从《公司法》这边切入到了《刑法》这边。所以刑事合规、行政合规、商事合规、行业合规、道德合规都有需要，并且综合出现，“10000-1=？”我认为治理不合规就等于“0”，对企业家而言，刑事责任风险是“归零”的最大隐患。出现刑事责任后，他不是说我能够有多少资产盈利多少，而是说他能不能用，他是不是能在外面用，还是到最后一下子归“0”了。

下面我再讲一下，股权代持、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带来的刑事风险。我认为这三项是新《公司法》、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颁布以后的高发领域。

首先说到股权代持。新《公司法》虽未详细规定，但实践中显名股东若滥用代持权利，可能触犯职务侵占罪。例如某案例中，有显名股东在法律认识上存在误区，凭40%持股+代持60%的便利，擅自转移公司资产，最终被认定为犯罪——这警示企业必须强化代持合规审查，完善股东名册登记。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现在在实践当中是非常多的。这对公司治理来讲，从合规的角度，要加强合规代持的审查，加强股东名册的登记。

其次是要完善信息披露。关于这点，前面吴教授讲到的我非常有同感，不仅仅是上市公司，包括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。这就需要建立风险隔离的机制，保护好公司的资产安全和股东的安全，比如说建立台账、建立一些清单等等。另一个就是信息披露引发的交叉问题，这个问题从两个规定当中大家就能感觉得到，在《刑法》层面叫违规披露或者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那么在证券相关规定当中，对五个主体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公司的董监高想利用信息不对称去做一些行为，就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罪名。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很熟悉的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，特别是中小企业，还有小微企业，他们对这类罪名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，一是健全信息披露制度，强化审计委员会的职能。我们对审计委员会在新《公司法》实施以后争议非常大，他能不能完全替代监事会，他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，人员组成的素质问题。特别是当董事会（董事长）与审计委员会主任的意见相左时，这种冲突怎么解决？举个小例子，比如说董事会想通过决议，审计委员会认为我从监事会的角度认为不应该通过，二者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，他说我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，那么两个一把手怎么协调？现在在实践当中看来还是比较难的，理论层面虽清晰，但实操中人员协调仍存在难点。二是建立合规文化，定期进行合规培训。

最后是关联交易。关联交易现在的风险非常大，因为关联交易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，很多公司都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（隧道行为），把很多的公司利益输送给利益相关方。那么在新《公司法》颁布以后更严格了，不仅在程序方面要符合规范，实体上也不能损害公司利益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如果损害了，尽管程序可能规范，但最终可能还是认为关联交易违法，要追究责任。这就会和刑事上的相关罪名挂钩。第二就是对关联交易的会议召开，这个也是提到了更高的要求。第三就是必要的时候引入第三方的评估，在前面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，我们怎样帮助企业去提高它的风险防范水平和能力？我们提这么几点建议：一是在刑民交叉层面建立专门的ACE动态合规管理体系，进行风险分析，风险控制，实施评估。现在实践告诉我们，差不多一个季度一次效果是比较好；第二，刚才发布的报告也提到了要修改公司章程，在公司章程当中，对于一系列的可能引发刑民交叉的风险要有原则性的提示，然后通过细则来进行完善；第三，就是完善合规体系和制定合规手册，这是制度层面。在人的层面，合规委员会和合规首席合规官、合规专员这样的人员要尽快到位，这样才能够进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才能自身内部加强合规，并且结合外部的机构进行定期的评估。

最后我想讲三句话：第一句话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三部法律有一个顶层设计，或者说有一个底层逻辑——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大家今天讲的过程中普遍都讲到了，以人民为中心，这个词语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第二条，所以我们新法的颁布是以人民为中心，那么在治理当中也应当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思路，所以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的落实到我们的企业当中去。第二句话就是要以新法的颁布为契机，实施三务融合和五位一体，三务融合就是业务、党务和法务，这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，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离不开党的领导，一定要不断的强化党的领导。还有一个就是五位一体，我们原来的内控、风控、纪检、监察、审计，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合规，他们将走向一种一体化的趋势。最后一句话就是还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。其实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，无论是《道德经》、《论语》还是《易经》当中，都有很强烈的上医治未病的预防思维。这句话是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，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。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的文化，它本身就是符合我们的公司治理的，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经验。我认为，只有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，结合我们新的法律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并借鉴世界先进治理经验，才能够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，才能够推出中国公司治理方案，形成中国企业治理经验，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。谢谢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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